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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信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來源: 發布人:經濟貿易科 發布日期:2019-07-04 09:42:08 瀏覽次數:

在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信任發揮著巨大的促進作用。這個作用可以簡要概括為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其中的功能主要體現于為陌生人處理復雜且充滿風險的社會關系提供了重要依據,降低了交往成本。正是由于行為者之間的信任關系由熟人向陌生人不斷擴展,更深層次、更廣范圍的合作才得以形成,進而促進了社會資本的累積與經濟活動的活躍,實現了社會進步與經濟繁榮。

  信任分為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兩種基本類型。在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信任逐漸由人際信任向制度信任過渡。這意味著,現代社會中的行為者(尤其是陌生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在本質上是雙方對制度的信任,即相信制度可以有效地約束合作對象的失信行為。因此,當代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關鍵在于對制度的完善。

  制度由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以及實施特征三個基本部分構成。政府是正式規則的供給者以及正式規則得以執行的強制力保障。因此,對政府(供給制度并保障其執行)保持信任,是社會信用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石。

  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稱為政府公信力(或政治信任),其中公眾是信任主體,政府是置信對象。從信任主體的角度去定義,政府公信力指公眾對于政府的行為表現符合自身預期的主觀判斷。如果判斷樂觀則傾向于相信,判斷悲觀則傾向于懷疑。

  我國政府公信力具備以下兩個顯著特征。

  其一,差序格局。差序政府信任具體表現為“兩個遞減”,首先是隨著政府層級的逐漸降低,公信力遞減;其次是隨著政府職責的逐漸具體,公信力遞減。例如根據《小康》雜志發布的《中國信用小康指數報告(2006—2007)》,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而超過70%的受訪者則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認為地方政府存在著“隱瞞真實情況、報喜不報憂”的現象。

  其二,事務區分。針對某些較為抽象的宏觀事務,政府公信力相對較高;而針對某些較為具體的微觀事務,政府公信力則相對較低。以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發布的《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報告》(2001—2010)為例,連續十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城鄉居民對政府處理國際事務的信心度很高,對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信心度較高,對政府處理社會事務的信心度則較低。

  上述兩個顯著特征反映出,對于政府公信力的塑造,應當落腳于與公眾日常接觸最為頻繁的地方“一線”政府。同時也應明確,作為一種有條件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的上述表征只是一種現象,它并不等價于政府公信力的形成,即公眾對于政府誠信的判斷樂觀與否,是以政府層級或職能為條件。探討政府公信力的塑造,還需要對政府公信力的形成機制進行研究。

  信任還分為三種具體類型:以計算為基礎的信任、以了解為基礎的信任、以認同為基礎的信任。其中,以計算為基礎的信任,形成于公眾依據自身掌握的信息,對彼此利益的趨同程度進行的理性計算,趨同程度越高則對政府越信任。以了解為基礎的信任,形成于公眾依據過往的經驗(包括間接獲得的二手經驗)對政府的一貫表現進行的評判,(在表現穩定的前提下)一貫表現越好則對政府越信任。以認同為基礎的信任,形成于公眾依據自身秉持的價值觀,對政府所宣揚的(或通過自身表現所傳遞的)意識形態進行的考量,兩者越一致則對政府越信任。

  因此塑造政府公信力,首先,應加強信息公開,并設立常態化的溝通渠道。通過主動向公眾提供更充分的官方信息,并于常態化的政民互動中進行解釋說明。這樣有助于減少“信息逆差”,改變公眾關于雙方利益趨同程度的偏頗認識,化解對立的態度。

  其次,提高執政水平與國家治理能力。通過積極回應公眾的現實關切,并且切實解決涉及公眾權利和利益的核心問題,有助于展現更加穩定且高效的政府治理,在關于政府績效的綜合評判中樹立正面形象。

  最后,堅持意識形態自信與精神文明建設。通過探索并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升國家治理的軟實力。在施政過程中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始終,有助于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與社會個體價值取向的高度統一。

  總而言之,作為政府公信力流失的逆過程,政府公信力的塑造是一個涉及多方面改革的系統工程,不但要借助公眾參與、媒體監督等外部壓力,對政府行政行為進行不斷規制,更要依靠政府系統的內部動力,改善形象,加強治理能力。根據開篇提出的簡化機制理論,公眾需要經歷一個“由簡入繁再入簡”的過程——由不信任政府的簡化處理,轉變為對于政府的可信度產生猶豫且難以作出判斷,再轉變為信任政府的簡化處理。對此,我們或許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并且保持極大的耐心,因為“信任生長周期的最小單位是代”,以塑造政府公信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將可能是一場“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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